非法代孕屡禁不止，并非法律未明令禁止，而是需求端的刚需、供给端的暴利、监管端的漏洞，三股势力交织纠缠。
需求端：合法通道狭窄，催生地下市场
我国不孕症患病率持续攀升，2020 年已达到 17.6%，平均每 6 对夫妇就有 1 对受不孕问题困扰。但合法辅助生殖渠道门槛极高：
合法供卵资源稀缺，排队等待周期长达 3 至 5 年；
试管婴儿技术，仅面向已婚且符合医学指征的夫妇；
单身人士、同性伴侣完全被排除在外。
非法机构精准利用人群焦虑，打出 “快速供卵”“包成功”“可选性别” 等噱头。正规医疗的严格约束，与黑产的 “有求必应” 形成鲜明反差，大量刚需顺势流向灰色地带。
供给端：暴利诱惑，黑产愈发隐蔽
非法代孕利润率超 300%：杭州涉案窝点单次收费 28 万至 95 万元，广州一起跨国案件涉案金额更是高达 2000 余万元。在巨额利益驱使下，代孕产业链形成高度隐蔽的运作闭环：
通过 “日入过万” 的广告在东南亚招募人员，引导对方持旅游签证入境；再用全遮光车辆转运至别墅内的地下场所，手术不施麻醉，全程不足 5 分钟；最终资金借助地下钱庄流向境外账户。
产业链上游攫取绝大部分利润，底层代孕母亲、捐卵者不仅报酬被层层克扣，还要直面无保障的医疗操作，极易诱发各类妇科重疾。
监管端：权责分散 + 跨境难点，打击效果受限
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《反代孕法》，监管工作涉及卫健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多个部门。权责交叉、监管空白并存，造成执法标准不一、部门协同效率偏低。
面对跨国代孕模式，执法难度进一步加大：境外组织者利用管辖盲区远程操控，跨境取证、资金追查阻力重重。广州跨国代孕案中，主犯陈小明潜逃近一年，直至再次试图入境才被抓获。境内全面禁止、部分境外地区规则不同，也让单点执法如同重拳打在棉花上。
结构性困境：单点打击难补系统性漏洞
三方因素叠加，形成非法代孕难以根除的困局。这并非单纯执法不严，而是合法供给不足、暴利驱动、跨境监管缺位共同导致的结果。只要正规渠道无法承接合理生育需求，超高利润空间持续存在，黑产就会不断变换形式、搭建跨境链条规避查处。
只依靠末端刑事追责，终究填补不了前端的需求缺口与监管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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